微。

　　就拿大清国来说，商人该穿蓝布大褂，那就得穿蓝布大褂，你有钱也不行。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，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。

　　说到这里，洪禄承的父亲，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。理由嘛，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。按照洪效儒所说，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，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，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。而历朝历代，却唯有雍正朝的“摊丁入亩”政策歪打正着，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，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。否则，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，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。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，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。更何况，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，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，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，也是不会有什么生发机会的。对父亲这个观点，洪禄承也深以为然。

　　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，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，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，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。除非，你去依附权贵，成为所谓的“官商”。

　　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，洪家自不能免俗。不过，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——做一名“官商”，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，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，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，甚至有些得不偿失。

　　其中逻辑不难理解，正因为靠山是“官”，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，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，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。

　　比如清末的“官商合办”，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。不知有多少“官商”，因为主家迎合“上峰”而被迫身陷泥潭，成了牺牲品。

　　而在此之后，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，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。

　　大清国的时候，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。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，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，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，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。而且越是“官商”，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，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。

　　拿洪家来说，“衍”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，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，这么算下来，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。再如齐仁堂岳家，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，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。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，损失最大的，恐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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